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一章 北美早期与殖民时期的文学（至1776年）之六
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
如果不提及著名的清教徒卫道士科顿·马瑟，关于新英格兰殖民地文学的叙述就不完整。马瑟家族连续四代居住在马萨诸塞湾，科顿·马瑟属于第三代，他在500多本书和小册子中对新英格兰作了详细的描述。1702年出版的《基督在北美的辉煌业绩》（Magnalia Christi Amricana, 1702），又名《新英格兰基督教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是他最雄心勃勃的著作，通过一系列传记详尽记述了建立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经过。这部巨著由一组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圣徒的生平故事组成，力图表现神圣的清教徒遵循上帝的旨意到荒原上建立天国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热情弥补了其浮夸风格：“我要写的是基督教的奇迹，抛弃在欧洲被剥夺的命运，飞向亚美利加的海岸。”
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约1603-1683）
从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尽管间或仍有清教徒试图强烈压制宽容风潮的兴起，但宗教教条主义日益式微。罗杰·威廉姆斯牧师因他对宗教的看法而遭到迫害。威廉姆斯在英国出生，是一名裁缝的儿子。在1635年新英格兰一个严酷的冬天，他被逐出马萨诸塞殖民地。由于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洛普暗中通风报信，他得以逃生，在印第安人中生活。威廉姆斯于1636年在罗德岛建立了新的殖民地，接纳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士。
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威廉姆斯对劳动人民和不同观点始终抱有同情心。他的思想领先于他那个时代。他是最早批评帝国主义的人之一，指出欧洲国王无权分封美洲的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属于印第安人。威廉姆斯还主张政教分离，这种观念至今仍是美国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认为，法庭无权因宗教原因惩罚人们——这一立场使新英格兰严厉的神权受到削弱。威廉姆斯坚信平等与民主，与印第安人终身为友。他著述甚丰，《美洲语言索引》（A Key Into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1643）是最早的印第安语词典之一。这本书还是一部初步的民族学著作，基于他在印第安部落的生活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的粗略的描述。其中每一章介绍一个主题，如用餐。在与特定主题相关的印第安词汇和短语中穿插了评论和奇闻轶事，并以诗歌结尾。他在第一章末尾写道：
如果自然的儿子，
野性中尚有驯服，
仁慈而有礼，
哀哉上帝之子
如此缺乏道义。
在关于娱乐的词汇一章中，他评论道：“与数千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相比，在这些野蛮人中更容易享受到自由和清新的娱乐，实为咄咄怪事。”
威廉姆斯的生活具有独特的感召力。在一次返回英国时，血腥内战爆发，他运用自己在严寒的新英格兰幸存的经验，在冬天煤炭供应中断的情况下组织为伦敦的穷人送柴。他不仅为不同的基督教派、而且为非基督教徒大声疾呼，倡导宗教宽容。 他在《迫害良心的血腥教旨》（The Bloody Tenet of Persecution for Cause of Conscience，1644）中写道：“此为上帝的旨意和命令，即……允许所有国家的全体人民保持异教、犹太教、土耳其教或反基督教的理念和信仰……。”在仁慈宽厚的印第安人中间生活的跨文化经历无疑是他如此明智的原因之一。
在殖民地，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例如，约翰·埃利奥特（John Eliot）将《圣经》翻译成纳拉干西特语（Narragansett）。有些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甚至在今天，北美印第安人的教会也是基督教和印第安人传统信仰的混合。
在美洲殖民地逐渐发展起来的宽容精神和宗教自由首先产生于贵格会（the Quakers）的发源地罗德岛和宾夕法尼亚。仁慈与宽宏的贵格会（又称公谊会或教友会，Friends）深信个人良知是神圣的，也是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源泉。贵格会崇尚博爱，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因而具有深厚的民主意识，反对教条主义的宗教权威。严守教规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因畏惧他们的影响而将他们逐出。1681年，在威廉·潘恩（William Penn）的领导下，他们在宾州建立起一个非常成功的殖民地。
约翰·伍尔曼（John Woolman，1720-1772）
最著名的贵格会作品是约翰·伍尔曼的长篇《日志》（Journal，1774），它以纯净、发自内心的甜美风格记述了他的内心世界，赢得了许多美国和英国作家的赞誉。这位非凡的贵格会信徒离开城里舒适的家前往内陆荒原，栖身于印第安人中间，以便向他们学习，并把他们的思想晓与世人。他写道，他的愿望只是“感受和了解他们的生活以及蕴含其中的精神。”毫不奇怪，崇尚正义的伍尔曼也是一位社会批评家，他说：“我看到，许多白人确实向印第安人卖酒，我认为这是一大罪恶。”
伍尔曼也是第一批反奴隶制的作家之一。他于1754年和1762年分别发表了两篇文章，题为《关于黑奴制的一些思考》（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Keeping of Negroes）。作为一名充满热情的人道主义者，伍尔曼对他认为不公正的权威和法律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这比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著名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1849）早了几代人。
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
站在伍尔曼对立面的是先于这位贵格会名人17年出生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伍尔曼所受的正规教育有限，而爱德华兹则受过高等教育。伍尔曼追随的是良知，爱德华兹却致力于维护法律和权威。这两位出色的作家反映出殖民地宗教中对立的两极。
爱德华兹的思想产生于一种极端的责任感和苛刻严厉的清教环境。面对周围涌现的自由主义风潮，他奋起捍卫严酷、压抑的加尔文主义。他最著名的文章是《发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1741），这是一篇令人恐怖和震撼的布道词：
“如果上帝弃置你，你会立刻沉沦，带着深重的罪孽沉沦，堕入无底深渊……。上帝将你悬垂于地狱入口——就像有人将一只蜘蛛或某种令人生厌的虫子悬垂于火上——他厌恶你，他被激怒了……视你为一文不值，只配被丢进无底深渊。”
爱德华兹的布道有巨大的震撼力，能使满堂会众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但是，这种怪诞而严酷的说教最终使人们与爱德华兹奋力捍卫的加尔文主义渐行渐远。他的僵化的中世纪训诫在18世纪相对平和与富足的殖民地居民心中已经无法引起共鸣。在爱德华兹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一股清新、自由的宽容之风日趋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