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四章 浪漫主义文学（1820-1860）小说类之二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在形式上色彩晦暗，峥嵘险峻，这说明在缺乏社会稳定的条件下开创特有的风格是多么困难。 许多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终究难逃厄运：《白鲸》中所有海员都惨遭灭顶，仅伊什梅尔(Ishmael)一人生还；《红字》中多愁善感但罪孽深重的牧师亚瑟∙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最终也难逃一劫。即使在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之前，美国文学中自我对抗的悲剧色彩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主宰。南北战争的爆发则说明，一个陷入内战的社会酿成了一场更大的社会悲剧。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第5代英国裔居民，出生在麻省塞勒姆（Salem, Massachusetts）。塞勒姆属海港，位于波士顿（Boston）以北，富甲一方，专事东印度贸易。一个世纪前，塞勒姆一名妇女被指控为巫婆，霍桑一位担任法官的先人恰好负责审判此案。霍桑在小说《七个尖角的阁楼》（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中构思了法官心如毒蝎使家人受到诅咒的情节。
霍桑很多短篇小说的发生地是清教思想盛行的新英格兰（New England），最杰出的代表作《红字》(1850)已成为刻划清教美国（Puritan America）的经典作品。作品讲述多愁善感的青年牧师亚瑟∙丁梅斯代尔与本镇一位妩媚动人的女子海斯特∙白兰（Hester Prynne）被禁锢的热恋。故事发生在1650年前后清教徒殖民初期的波士顿，表现了以加尔文式（Calvinistic）的执著信念诠释伦理、性压抑、负罪感与忏悔及精神救赎。
《红字》在其问世的时代是一部反传统，甚至具有颠覆性的作品。霍桑的这部作品风格儒雅，历史背景深远，文笔具有模糊性，弱化了创作主题的残酷性，很符合大众的趣味。但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等老于世故的作家认为此书有着“地狱般”的魔力。作品涉及19世纪美国一些通常受到压制的问题，例如新的自由派民主经验对个人行为，特别是对性和宗教自由产生的影响。
这部作品的结构编排严谨致密，文字优美，且恰到好处地使用了早期清教徒殖民者惯用的寓言手法。
霍桑的声誉还来自他的其他长篇和短篇小说。 在《七个尖角的阁楼》(1851)中，他再度以新英格兰历史为主题。崩溃倒塌中的“阁楼”意指塞勒姆的一个家庭，同时也指实际的房屋结构。作品的主题围绕一个世代承袭的咒语展开，讲述了爱情化解劫难的过程。有一位评论家指出，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主人公霍尔格拉夫(Holgrave)道出了霍桑本人以民主的精神对旧式贵族家庭的不屑一顾：“循理以求，每隔半个世纪，至少应有一个家庭融入普通百姓的茫茫人海，忘却自己的家庭渊源。”
霍桑的最后两部小说并不那么成功。这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他生活的时代，浪漫主义的魅力不免受到抑制。《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1852) 颇引人入胜，因为作品描绘了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邻里间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生活。霍桑在作品中抨击了那些狂妄自大、追求权力的改革者，他们最深层的内心并非相信真正的民主。《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 ）(1860)的故事发生在罗马（Rome），但讲述的仍是清教徒有关罪恶、孤独、赎罪和救赎的主题。
上述主题以及他为作品设置的新英格兰清教徒殖民地的独特背景，也是霍桑许多最著名的短篇小说的显著标志，如《牧师的黑面纱》（The Minister’s Black Veil）、《小伙子布朗》、《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My Kinsman, Major Molineux）等。最后一个短篇讲述一名天真无邪的乡村青年进城谋生──美国19世纪城市化过程的必由之路──希望得到有权势的亲戚帮助，但他和这位亲戚从未谋面。罗宾（Robin）历尽艰辛寻找少校，最后卷入一场奇特的夜间骚乱。在这场骚乱中，一名男子似乎因失去权势沦为罪犯，结果被赶出城区，场面即荒谬可笑又残酷无情。罗宾捧腹大笑，笑声比任何人都响亮，但后来才恍然大悟：这名“罪犯”正是他寻找的人──作为英国的代表，刚刚被一群美国的革命民众推翻。作品表现了芸芸众生共同受到的罪恶与苦难的束缚。作品还突出了自强不息的主题：罗宾必须与每一位民主的美国人一样，学习如何勤劳致富，不依靠富裕亲戚给于的特惠。
《我的亲戚莫利纳少校》揭示了霍桑的小说的典型特征之一：他的作品鲜见生活正常的家庭。库柏的《皮裹腿故事集》试图将家庭安排在最难以想象的荒蛮之地，霍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则经常涉及破碎、不幸或不真实的家庭，讲述孤独的个体遭受的痛苦。
革命的意识形态或许也为讴歌令人自豪但被异化的自由发挥了作用。从历史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犹如青少年的反抗行动，要求摆脱英国的家长统治和不列颠帝国的大家庭。美国人获得了独立，但又陷入进退维谷的迷思，不知如何在旧体制之外发掘自身的个性特征。这种场景已经无数次在美国西部边疆重现，以至于孤独经常成为小说中美国人基本生活状态的写照。清教主义及其分化而出的新教告诫信徒，个人的首要职责是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或许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地位。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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