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三章 浪漫主义时期的散文家和诗人（1820-1860）之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
作为一代文学巨擘，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怀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面对试图颠覆基督教的指责，他指出，对他而言，“若要成为一个好的传教士，就必须走出教堂。”1838年，他在母校哈佛神学院发表了一篇演讲，谴责教堂的行为仿若“上帝已死”，过分强调教条，扼杀了精神。这次演讲导致他在此后三十年中成为不受哈佛欢迎的人。
有人认为爱默生的哲学自相矛盾，他确实是有意识地避免构建一个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因为这样一个理性的体系不符合他对直觉达观的浪漫主义所抱有的坚定信念。爱默生在《论自助》（Self-Reliance）一文中写道：“墨守成规乃是心胸狭小的表现。”但是，他在呼吁催生受自然启迪的美国个人主义方面却始终如一。他的主要思想的大部分，亦即对新的国家愿景的需求、个人经验的利用、宇宙超灵的概念以及有关补偿的原则，均体现在他最初发表的《自然》（Nature）（1836年）一文中。文章开宗明义即说：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怀旧的时代。它先辈们建造坟墓，编写传记、历史与评论。祖先们面对面与上帝和自然联系，而我辈却只能通过他们的眼睛与上帝和自然联系。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与宇宙的直接联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反映自身感悟的诗歌和给人启示的宗教，而不是颂扬传统的诗歌和宣讲历史的宗教呢？我们躺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它的生命之流像小溪一样在我们身边环绕并流经我们的体内，用它的力量邀请我们和大自然一道行动，可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已经干枯的骷髅里摸索……？今天的阳光依然灿烂。田野里有更多的羊毛和亚麻。我们有新的土地、新的人、新的思想。让我们创造自已的作品、建立自已的法则、树立自已的信仰吧。”
爱默生非常欣赏16世纪法国散文家蒙田（Montaigne）的格言风格，他曾经对布朗森•奥尔科特说，希望自己能够写一本象蒙田那样的书，“充满欢乐、诗意、实务、神性、哲学、轶事和污点。”他批评奥尔科特的抽象风格缺少“照耀在男人帽子上和孩子勺子里的阳光。”
爱默生的精神视野和现实的、格言式的表达给读者以欢愉；康科德的一位超验主义者曾非常恰当地将聆听爱默生的作品比作“在秋千上荡入天堂”。他的许多灵性洞见来自对东方宗教的阅读，特别是印度教、儒教以及伊斯兰苏菲派经典学说。例如，在“梵天”（Brahma）一诗中，他借助印度教宣扬超越肉体感官的宇宙秩序：
血污的杀人者若以为他杀了人，
死者若以为他已经披杀戮，
他们是对我玄妙的道了解不深——
我继续，超越，然后回返。
遥远的，被遗忘的，如在我眼前；
阴影与日光无异；
消失的神祗在我面前显现；
荣辱于我都是一般。
忘了我的人，他是失算；
逃避我的人，我是他的双翅；
我是怀疑者，同时也是那疑团，
我是那僧侣，也是他唱诵的诗篇。
有力的神道渴慕我的居所，
七圣徒也同样痴心妄想；
但是你——谦卑的向善者！
你找到了我，而抛弃了天堂！
[译者注：译文引自百度，略加改动。]
这首诗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创刊号上（1857年），使不熟悉梵天（印度教最高的神）以及永恒和无限的宇宙精神的读者感到困惑。爱默生给读者的建议是：“让他们说耶和华，而不是梵天。”
英国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品是华兹华斯的诗和爱默生的散文。作为一位伟大的散文诗人，爱默生对许多美国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埃德温•阿林顿•罗宾逊（Edwin Arlington Robinson）、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以及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他还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以及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雾谷飞鸿/美国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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