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把独立生活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这不是他们需要实际思考的问题。在有些地方，独立可能意味着生活自立；在另一些地方，这可能意味着能平等地与他人一样生活。
对残疾人来说，独立生活的权利绝非理所当然——而且可能难以让非残疾人认识到，这实际上是一项人权。芬兰的卡勒·肯克莱（Kalle Könkkölä）一直在身先士卒，努力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点。
肯克莱认为，如果允许社会继续对残疾人视而不见，残疾人就会被社会遗忘。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他成为一名活动家，也塑造了他的政治生涯。
他说，“我的原则一直是，我希望残疾人能够为自己说话。而过去不是总能做到。”
肯克莱1983年当选为芬兰议会议员，并任职到1987年。作为少数派绿党（Green Party）成员之一，他推动使芬兰火车能够便利残疾人。而他自己的作为本身就是在发出声音。
他说，“这是第一次议会中有坐轮椅的人，这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残疾人的认识。”
工作的权利
残疾人在申请工作时，必须面对雇主可能认为，为残疾人提供“合理安排”太昂贵。但肯克莱曾数次访问美国，看到了1990年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是如何保护残疾人的就业权利的。
他说，“雇主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实行《美国残疾人法》已经25年了，而他们没有破产，这一点非常重要。为提供方便付出的费用其实是合理的。”
作为阿比里斯基金会（Abilis Foundation）的创始人和主席，肯克莱向世界各地倡导残疾人在工作场所中的权利的团体发放小额资金。他还创立并领导了门槛协会（Threshold Association），致力于为芬兰残疾人增加独立生活的机会。门槛协会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目标是反对大学对残疾人的歧视。
肯克莱说，“当时残疾人很少有机会上大学。他们根本不能进大学，所以我们从受教育权利着手。”
“这是一个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
他说，随着这个组织的扩大以及在更大范围内倡导独立生活，“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更宽阔的人权运动的一部分。”残疾人不想或不愿接受慈善帮助，“但我们真的很希望”非残疾人“与我们同心同力”。
肯克莱说，“我们需要盟友，我们需要朋友。我希望非残疾人理解这一点。”
“因为我们正在为平等和人权奋斗，因此这不仅是残疾人的问题，它是我们希望要成为怎样一个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我们要不要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