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写有关早期美国基督教女宣教士慕拉第的博文时，其实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位也是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士高第丕（Tarlton Perry Crawford）以及他的夫人Martha Foster Crawford。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中，高第丕的名气不小，同时，他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十分值得一提但又没有受到太多重视的人物。
高第丕1821年生于肯塔基州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6岁时便受洗信主。那时他便立志传教，宣扬神的福音。他早年曾在农场打工以赚取学费；后来在教会的资助下，进入田纳西州的联合大学学习，当地教会成员每个星期天都拿出自家的鸡蛋以及牛奶义卖，筹集资金供高第丕上大学，使他深受感动，更加坚定传教的决心。
1850年高第丕29岁时，他作为宣教士，受美南浸信会的差遣前往上海，开始在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宣教生涯。在他离开美国之前，认识了一位立志要做宣教士的年轻女子，两人志同道合，不到一个月便结了婚，一起前往上海。1852年到1863年，高第丕夫妇在上海传道，此后转到山东登州（现蓬莱）继续传道。在登州时，高第丕夫妇曾与后来到达那里的慕拉第一起事工。在山东传教的过程中，高第丕与美南浸信会在传教方法上有不同看法，曾激烈批评美南浸信会，1892年美南浸信会不得不中止与他的关系，结果高第丕自己在山东创办福音教会（Gospel Mission），一些认同他的理念的宣教士也加入他的团队，他们全部穿中式服装，住在中国人家庭，得到不少当地居民的信赖，最多时福音教会有19所分会。
1900年时，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高第丕夫妇不得不回到了美国，但他们早已习惯了山东的气候、人情、饮食、风俗、习惯，也穿惯了中式服装，把自己当成了山东人，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高第丕夫妇回到了阿拉巴马州高第丕夫人的老家，两年后高第丕去世，享年81岁。第二年高第丕夫人又回到了山东，继续在福音教会事奉，直到1909年去世。
高第丕夫妇在华半个世纪，除了传教以外，专心研究汉语，成果显著。两人不仅能说中文，能说上海话以及山东话，还用中文出版过不少宣传基督教的中文小册子和其他书籍，甚至出版过用上海方言写的《赞美诗》。1855年高第丕出版了《上海土音字写法》，那时还没有“上海方言”一词，上海话被称为“上海土音”，《上海土音字写法》就是用注音的方法教人们学说上海话。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说，这对夫妇真是了得，到上海不过三年，不但自己会说上海话，还可以写出一本教人怎么说上海话的书，居然还是用中文写的，令人惊叹。
《上海土音字写法》可以说开创方言注音之先河，虽然最后没有广为流行，但却被视为汉语拼音的先驱。此外，这本书还保留了不少当年的上海话，比如“侬忙拉否，进来坐坐”，现在的上海话是“侬忙否拉”，所以，从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今昔上海话的变迁，为研究上海方言史提供宝贵的资料。学者郭红对《上海土音字写法》有专门的研究，发表过“《上海土音字写法》与高第丕的方言拼音体系”一文，对《上海土音字写法》有很高的评价。
1869年高第丕又出版了《文学书官话》，英文书名为“Mandarin Grammar”，这是最早研究北方口语语法的书，署名为“登州府美国高第丕、中国张儒珍著”．可见是合著。全书21章，主要是用英文文法来分析中文口语文法，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无未对《文学书官话》的评价很高，认为该书“在汉语语法学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学书官话》后来传到日本，对日本人研究中文语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据李无未的研究，日本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重要书籍《支那文典》就是以《文学书官话》为蓝本的。在日本还有一本《大清文典》，作者为高第丕、张儒珍，由日本人金谷昭加以校点，我猜测 该书很可能就是《文学书官话》的另一个版本。
此外，1866年高第丕的夫人还出版过一本《造洋饭书》，这可能是现存第一部由外国人用汉语撰写的西餐食谱。美食家沈宏非曾撰文介绍过这本书，称这本书“既是高家的私人食谱，更是一种‘饮食语言学’著作”。书中将“布丁”（Pudding）译为“朴定”，“咖喱”（Curry）译为“噶唎”，“甜甜圈”（Doughnuts）译为“托纳炽”， “咖啡”（Coffee）译为“磕肥”等，与现代的流行译法相互映照，难分优劣但给人一种历史感。沈宏非最欣赏高第丕夫人将西餐的甜点Syllabub翻译成“雪里白”，认为比现在的通译“奶油葡萄酒”、“乳脂酒”或“乳酒冻”都要传神，可以比美“可口可乐”。
相关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