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在格雷格·尼克尔斯(Greg Nickels)当选为西雅图(Seattle)市长时，全球变暖问题并不在他的议事日程上。
当时他认为，“气候变化远在未来，并且会首先发生在其他地方”。但是后来他说：“我错了”。
据在西雅图工作的记者乔纳森·希斯克斯(Jonathan Hiskes)报道，尼克尔斯在2005年认识到，气候变化正在破坏冰川作为冬天蓄水，夏天随冰雪融化供水的天然水库的作用。尼克尔斯得知，气温升高导致冰川缩小，水资源的短缺将比预期来得更快。由于西雅图市的电源多依靠水力发电，这还有可能造成能源危机。
对尼克尔斯来说，这不啻是一次警钟长鸣。他联合起其他141个城市的市长，在当年下半年推出了《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该协议呼吁签署方将使各自社区的温室气体排放达到或超过在国际气候条约《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为美国制定的目标。尼克尔斯走访世界各地传播这一信息：美国的许多城市已做好准备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
把城市作为政策实验室
在美国，变革和创新经常出现在基层。美国的城市常常成为政策实验室，在试验和摸索中开发出创新方案。
在《地方行动：气候变化政策的新范式》(Local Action: The New Paradigm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一书中，汤米·林斯特罗斯(Tommy Linstroth)和瑞安·贝尔(Ryan Bell)指出，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地方政府非常适合解决环境问题。城市自行制定政策并控制预算，这使得它们比国家或国际机构更为灵活和高效。
在过去十年里，一些领先的美国社区开始对城市和环境政策进行试验。它们力求应对气候变化，同时改善空气质量，减少交通拥堵并确保能源供应及其稳定性。为实现环保计划，许多社区采用了制定法规、提供奖励、投资和开展公众宣教等方法。
有些地方努力未能成功。但是，那些获得成功的做法则被其他地方效仿，从而促进了全州或整个地区的环境改善。例如，有些城市至少部分采用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Portland, Oregon)“明智发展”(Smart Growth)战略，减缓城市郊区的蔓延及其带来的后果——汽车造成的空气污染和农田及空地的丧失。
根据林斯特罗斯的研究结果，虽然地方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各有不同，但是成功的举措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州长和市长的有力领导；明确的目标；专用资源以及企业和居民的参与。
已经为人们所认识的地方上的最佳做法包括：
- 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的建筑物标准规则。
- 投资公共交通以减少人们开车上下班带来的排放。
- 促进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
- 采用减少浪费和降低水耗的设计。
- 提高城市发展密度，保留农田和绿地。
- 回收垃圾。
成本和收益
地方性的做法获得了很多成功：
- 美国大多数州都有气候行动计划和对电力企业必须利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规定。
- 拥有近9000万居民的1000多个美国城市签署了《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U.S. Mayors Climate Protection Agreement）。
- 西雅图已于2008年达到了《京都议定书》的规定目标。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纽约市(New York)、旧金山(San Francisco)、波士顿(Boston)、芝加哥(Chicago)以及其他一些都市中心都被列为美国和世界上最环保的城市。
2015年年初，欧巴马政府将16个美国社区定为“气候行动旗手”(climate action champions)，并为它们的努力提供支持。这些社区和更多社区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它们面临海平面上升或是由全球变暖所产生的其他自然灾害的威胁。对于那些对气候变化心存疑虑的纽约居民来说，2012年的飓风“桑迪”(Hurricane Sandy)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警告。
在谈到纽约市对气候变化所作出的努力时，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向《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清醒的话，再下去就为时太晚了”。
但是，即便是一些资源有限的小城镇和村庄也在力争有所作为。F.科德·班菲德(F. Kaid Benfield)在《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撰文说，利用私人资助或政府贷款，它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足以与那些大城市相媲美。
威斯康星州的哥伦布市(Columbus, Wisconsin)仅有5015位居民，但它已经建成了高效LED路灯照明、混合动力市政车队、市政停车场充电站、能源效率审计，并且对房主植树提供财政奖励。佛罗里达州的南戴托纳市(South Daytona, Florida)拥有人口12279，该城市一直重视实现市政设施的节能，在消防队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并对员工开展节约使用能源教育。
许多市长和市政议会都认识到，绿色环保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西雅图市长尼克尔斯在与在线杂志Grist的访谈中说，“但你必须参与进来，你必须接受变化即将来临这一事实，然后让企业家们来解决如何创造绿色就业机会的问题。”
在哥伦布市开始宣传它的环保信誉之后，数百万美元的资本投资源源而来。这一“意外之财”资助了一个新的住宅开发项目、一家养老院并扩大了包装和制泵业务。一个艺术育新机构也选择了在哥伦布而不是在威斯康星州的其他城市落户。
地方行动事关重大
尽管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全国性的政策可能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其实市一级的政策和计划经常被整个州和地区所采纳。西雅图激发了整个华盛顿州（Washington）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而旧金山则为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成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带头人奠定了基础。
有些州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当人口最多、经济产值仅低于世界七个国家的加利福尼亚州采用更严格的标准时，会引起其他各州和整个产业的关注。例如，加州于2012年通过标准，要求到2025年在该州销售的新车中有七分之一是电动或其他类型的零排放汽车，并要求届时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有七个州随后也采用了这些标准。加州在更早以前出台的清洁汽车法规，带动了汽车行业在排放控制技术方面的创新。
在美国，诸如《西部气候倡议》(Western Climate Initiative)、《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以及《交通和气候倡议》(Transportation and Climate Initiative)等多阶段行动计划，提高了环保政策的影响力。城市通过《美国市长气候保护协议》，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如今，大约有450个美国的市县加入了世界范围的地方政府气候网络。
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兼所长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表示，由于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占温室气体污染总量的一半，它们的行动可能会决定对抗全球变暖的最终结果。
在2014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问题峰会上，世界各地2000个城市根据全球性的《市长契约》(Compact of Mayors)，对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作出了新的承诺。
联合国特使及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指出，城市有决心引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他说：“城市可以帮助国家设定新的、必要的和积极的温室气体目标”。
这是因为，归根结蒂，气候变化是一个要求全球一起行动的全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