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第一个场景是罗马（Rome），一个夏末的清晨，离万神殿（Pantheon）一箭之遥有一个价格适中的旅馆，主要接待游客。
身穿白色马甲的菲律宾裔侍者在早餐厅里来回穿梭。客人主要是来自英国、法国、希腊和西班牙的家庭。他们享用着羊角面包、甜点和一壶壶的果汁，礼貌周到，但表情冷淡，保持着各自私密的空间。一切都显得那么井井有条，优雅得体，耳边传来的低声私语也很适应这种场合。
这时，电梯门打开，他来了。
他是一个块头很大的男人，不肥胖，但很强壮，骨骼粗大。他显然想展示良好的仪态，但不是很成功。他不断地用粗壮的手想把头发弄平，头发依然却很散乱。
他的衬衫下摆塞在裤子里，时不时会掉出来。裤腰吊得太高，比正常的高两英寸。他脚穿白袜子，显得松松垮垮。
他走到一位侍者面前，很使劲地与对方握手。
“我听说这里有不花钱的免费自助早餐。”他说，用词似有重复。当然他用英语说，根本没有想到在罗马有可能需要说外语。
他继续道：“我来自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我和我妻子刚到。经过长时间的飞行。我对她说，我会给她拿一个蓝莓松饼。一整天没睡了。我们从明尼阿波利斯来。”
侍者向他指指自助餐的餐台。
他伸长脖子，眼睛扫过早餐面包和一碗碗的水果，然后用低沉的声音问道：“蓝莓松饼在哪里？她真的非常饿。我们的飞机刚到。从明尼阿波利斯来。”
就这样，他不停地唠叨着，对没有蓝莓松饼表示惊讶，但并没有怨意。他大声地问道：“你们早餐怎么能不供应蓝莓松饼呢？”然后，他对没有硬面包圈和素食奶酪感到奇怪。他说，他从明尼阿波利斯来，飞了一整夜；他妻子也是如此。
现在，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他。
为了掩饰他的不满，他在两个塑料托盘上堆满了食物，用两个胳膊夹住。他最后一次地大声宣布，他将把食物带上楼给飞了一整夜没有睡觉的妻子。他们来自明尼阿波利斯。
电梯门即将关上，他大声说：“祝大家愉快”，恰好没有听见其他客人的窃笑。有一个正在吃奶油土司的孩子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她模仿霍默·辛普森的口气说：“美国人！D’oh!（没错）”早餐厅内哄堂大笑。
去年夏天我亲眼目睹这一幕以后，整整一个星期都在想这个全球化的场景，有时觉得很有趣，有时感到惊异。
所有来自美国的人都被冠以“丑陋的美国人”的称号。这个词取自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部畅销书和热门影片。不过当我回想起这位从明尼阿波利斯来找松饼的人时，我奇怪为什么丑陋的美国人没有被另一幅漫画取而代之：一个小丑，人不坏，但有些倒霉，并不粗鲁但是嗓门大，不谙世故，傻乎乎的，略显粗俗。
我们往往用一种主观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或者其他多种模式，可以同样有效，但也同样不真实。
2009年，欧巴马总统对伊斯坦布尔（Istanbul）的大学生们说：“我知道外界对美国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我知道很多看法并不是直接交流或对话的结果，而是借助电视节目、影片和不实的信息。”
本文及其他两篇文章希望通过介绍一些真实的美国人，纠正人们一些错误印象。欧巴马总统曾经表示，世界经常受到误导，往往通过美国流行文化创造的符号——指霍默·辛普森——了解美国。为了消除这些符号和成见，最好的方式就是广泛介绍真实情况。这是消除误解的通用工具。
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与其他最有效的主观模式一样，霍默·辛普森这个人物也包含了一些真实的内核。我们不妨承认，在罗马遇到的那位饶舌的明尼阿波利斯人的确与玛姬·辛普森（Marge Simpson）的丈夫隐隐约约有些类似。然而，如果他与其他美国人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话，那些当时用早餐的人就会套用既定的模式，从而无法了解关于此人的很多情况。
举例来说，他们当时没有看到的是，他在美国可能为狮子会（Lion’s Club）贡献自己的时间。美国人在2014年贡献了77亿个工时的志愿服务。他或者每星期在教会的主日学校教书。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定期做礼拜。他也可能为保持公益厨房的运行提供捐款。2014年美国人为慈善事业捐献了3,350多亿美元—— 完全是dough（货真价实），不是“D’oh！”。
或者像瓦莱丽·杜（Valerie Due）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想想《海滩救护队》（Baywatch）所反映的现实。该剧或可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电视剧之一，主要是因为该剧展示了体格健美的人物相互间各种各样缠绵的爱情，他们往往穿着简约的游泳衣跑来跑去。
这个画面或许有一丝真实性；去过美国海滩的人都可以证明，海洋救生员具有让人羡慕的活力和热情。不过，除了这一点点相似的地方（及迷人的魅力）之外，更让人钦佩的现实是工作本身，因为这项工作非但不允许戏剧性的恶作剧，而且更要求防止这样的行为发生。
从事海洋救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枯燥艰苦的训练，而且需要超级广泛的技能，包括划船和攀岩等，最终目标始终是保护人员性命，跑来跑去则是可有可无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为了钱。
面对伊斯坦布尔的大学生，欧巴马总统很失望地表示，流行文化经常把美国人描绘成“既自私又粗鲁”。如果再加上大量的床第关系，就得出了有关美国偶像型专业人士的准确描绘，例如电视节目《波士顿法律》（Boston Legal）中的律师或《实习医生格蕾》（Grey’s Anatomy）中的医生。
但这一切都与理查德·贝林（Richard Beilin）的生活毫无相似之处。他决定放弃高薪的公司工作，去新泽西州（New Jersey）莫里斯镇（Morristown）这个小城镇担任律师；也与来自纽约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的医学博士娜塔莉·阿冲（M. Natalie Achong）的生活不同，她在专门为穷人提供服务的医院工作，同时还抚养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她说：“我感觉，为那些可能没有钱去看‘好医生’的人提供最好的医疗是一种更崇高的使命。这不只是为了挣钱。”
大多数美国人，不论医生还是律师，不论小提琴手还是救生员，也不论本地出生还是最近归化的公民，都会同意这一点。
凯瑟琳·康德（Katheryn Conde）的父母在她出生前不久从萨尔瓦多（El Salvador）来到美国。她本来就已经因做两份工作和学校功课而非常充实的生活，由于她还参加社区服务而更加丰富多彩。她承认自己对电视节目《绯闻女孩》（Gossip Girl）中的偶像型美国青少年感到迷惑，她们往往在五光十色的曼哈顿（Manhattan）招摇过市，例如吸血鬼布莱尔·沃朵夫（Blair Waldor）或者攻击性很强的赛琳娜·冯·德·伍森（Serena Celia van der Woodsen)。
凯瑟琳说：“在这些电视剧中，好像所有的女孩都以生活中的社交部分为重心。”而她则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在过夜夏令营提供咨询，义务给同学补课，为贫困孩子组织玩具募捐活动等。布莱尔和赛琳娜，请打电话给你们的治疗师。
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有像凯瑟琳那样出人意外的情况——至少对那些期待看到赛琳娜和布莱尔的人是一种意外，因为他们以流行文化创造的符号为依据看待美国文化，不论是好是歹，更多的时候是歹。世界通过符号看到的是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美国人：虚荣且性欲过旺、吝啬且自恋、动辄采取暴力，还有点疯狂。
为这样一个想像中的国家正名的时机已成熟。
本文描绘的美国人是从生活中采撷的真实画面，不是夸大其词地通过揣测、误传、曲解讲述一些奇闻轶事。这些画面展示的毫无耸人听闻之处，实际上很平淡无奇，但是最后却更为动人、更具有人性。
美国是一个由真实的人组成的国家，他们充满爱心、工作努力、勤勉、充满想象力、富有同情心，而且总体而言，非常令人敬佩——即使有时我们会在任何不适宜的地方出现，大声地寻找蓝莓松饼。
本文及关于真实的美国人的介绍都选自国际信息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出版的«流行文化与真实的美国»( Pop Culture versus Real America)一书。
本文作者安德鲁·弗格森（Andrew Ferguson）是《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杂志高级编辑，布隆伯格新闻（Bloomberg News）的专栏作家。作品有《林肯之国：在亚伯治下的美国探险》（Land of Lincoln: Adventures in Abe’s Americ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