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制作人布伦特· 雷诺（Brent Renaud）于2022年在乌克兰经过一个检查站时被枪杀。电台记者西塞·菲达（Sisay Fida）于2021年在埃塞俄比亚参加完一场婚礼走回家时遭枪击遇难。自由职业记者莱拉·麦基（Lyra McKee）于2019年在北爱尔兰报道一起警察与暴动者的冲突时被一名瞄准警察的枪手击中身亡。记者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先是在斯里兰卡被弹片击伤失去了一只眼睛，而后于2012年在叙利亚的一次炮击中失去了生命。
曾在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任职的库特妮·拉德施（Courtney Radsch）表示：“新闻工作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危险的职业。”
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自1992年以来有2026名新闻工作者被杀害，其中大多数人是在报道政治、战争或腐败事件时遇害的。而且很多人都是报道他们自己的社区中的种种问题的地方新闻记者。在俄罗斯于2022年发动侵略战争的前七个星期，至少有九名新闻工作者在乌克兰遇难。
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被关进监狱，度过铁窗岁月。另外一些人则被迫离开他们所报道的国家——拉德施（Radsch）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写了一篇有关公共安全的报道后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她现在是一名表达自由的倡导者、学者和作家，她说每十位被杀害的新闻工作者中只有一位被害者的凶手受到起诉。在这些杀人案件中，有1440起的杀人动机已被证实。
新闻记者的观念不断变化
新闻记者一直都怀着见证事实的渴望前往一线报道。多年前他们往往被视为手拿记录本的公允的观察者，如今却可能被指控为间谍或敌方战斗人员，而且他们还要穿上防弹衣防范子弹和利刃。
那么全球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曝光真相呢？这是为了促成改变。
新闻工作者揭露腐败、改写法律、改革经营方式并改善生活。
《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记者马修·考夫曼（Matthew Kauffman）和已去世的丽莎·切德克尔（Lisa Chedekel）报道了美国军人中的自杀现象，促使国会和军方采取措施解决美国军队里的精神健康问题。他们两人的这一报道工作使他们于2007年入围享有盛誉的普利策奖决选。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记者鲁宾·维夫斯（Ruben Vives）和杰夫·戈特利布（Jeff Gottlieb）曝光了加州贝尔市（Bell）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导致有关诈骗案的庭审以及市政府换班。他们于2011年因这次报道赢得普利策奖。《新闻日报》（Newsday）的工作人员报道了纽约长岛的警察枪击、假造记录以及其他警方不良行为，使得一个大陪审团得以组成并对一名警官提出指控，并出台了有关致命武力的新政策的计划。
人性因素
记录了全球各地的种种冲突的战地摄影记者琳西·阿达里奥（Lynsey Addario）说：“我真的很关心我所报道的人们。”她在拍摄阵亡将士、强奸受害者、营养不良的儿童和拥挤不堪的难民时曾被绑架，并被蒙住眼睛捆绑起来长达六天之久。但这没有阻挡她背着相机出去报道。阿达里奥说：“这事关他们，而不是我个人。”
2014年，在获悉新闻记者詹姆斯·弗雷（James Foley）遇害后，弗雷的母亲黛安娜在脸书（Facebook）上写道：“我们为我们的儿子吉姆感到无比骄傲。他为向世人揭示叙利亚人民的苦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你如何倡导新闻自由？
请关注有关世界新闻自由的新闻，并鼓励你的朋友们也这样做。如果你是一名公民记者或职业记者，请利用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免费安全指南、新闻工作者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ournalists）在全世界展开的项目以及美国国务院为新闻工作者设立的项目，该项目让世界各地的年轻的媒体从业者来到美国。
本文的部分内容最初刊发于2021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