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屠杀纪念日（International 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是一个让世界驻足的日子，纪念在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中遇难的600万犹太人和被纳粹及其帮凶杀害的千百万人。而且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缅怀那些幸存者，他们的经历继续震撼人心。
国务院纳粹大屠杀问题特使艾伦·杰曼（Ellen Germain）说，“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要求我们对这场屠杀的规模和社会对仇恨听之任之的后果进行反思，汲取教训”。
目前在国务院任职的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说，家人当年死里逃生的经历对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事业选择产生了影响。
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的继父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继父的“经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它让我懂得，邪恶有可能，也的确会在世界上大规模出现，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阻止它”。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定在1945年波兰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集中和灭绝营获得解放的日子。以下是三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谈前辈的经历对他们选择国际事务和外交职业的影响。
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的马克·米什金
外交官马克·米什金（Mark Mishkin）的外祖父萨缪尔·戈德堡（Samuel Goldberg）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表示，“对我来说，大屠杀问题不是一个模糊的人权问题，而是深切的个人感受”。
他说，外祖父曾回忆，有一天他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烟囱彻夜冒烟。后来他发现，集中营里的所有罗姆人（Roma）都在那天晚上被杀害并焚烧。
米什金说，“他仰望上帝问道:‘是所有这些人都犯了同样的‘罪行’应被焚烧吗？’”而在纳粹那里，所谓的“罪行”就是身为罗姆人。
米什金说，他的祖父母辈的经历和对美国的热爱激励他到国务院工作。他说，“我对美国为我们家所做一切的深切感激，促使我每天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乔纳森·施莱尔
乔纳森·施莱尔（Jonathan Shrier）的上辈家人在纳粹大屠杀期间受外交官的营救而逃脱。他的父亲、祖父母和曾祖母在数国外交官的帮助下，从波兰来到美国。施莱尔的祖父当时有一位在瑞典驻立陶宛维尔纽斯（Vilnius）大使馆工作的朋友，这位朋友指点他们得到日本领事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和驻立陶宛考纳斯（Kaunas）的荷兰名誉领事扬·兹瓦滕代克（Jan Zwartendijk）的协助。
杉原千畝和兹瓦滕代克签发了“救命签证”，让一家人能够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在瑞典颁发的良民证件保护下）辗转抵达日本横滨（Yokahama）。施莱尔一家在日本登上了载着大屠杀难民驶往美国的最后几班船之一。
当施莱尔一家在美国申请入境时，却因难民名额已满而被拒绝，于是全家来到墨西哥城（Mexico City）。他们能够在那里驻留完全是因为他的祖父曾经是波兰流亡政府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数年后，施莱尔一家获准进入美国。
施莱尔说，“他们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勇气和机智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促使我决定要当美国外交官”。施莱尔现在是美国驻耶路撒冷（Jerusalem）大使馆代办。
华盛顿的苏珊·本达
苏珊·本达（Susan R. Benda）的父母亲都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来自前捷克斯洛伐克。本达的母亲经历了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集中营和奥斯维辛集中营。她的父亲逃到亚洲，曾被日本人关押，最终来到美国。父亲的双亲都在波兰的海乌姆诺
本达说，“我小时候，父母从未谈过他们的经历。我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他们有口音，我们没有亲戚”。本达现在是国务院的律师。
本达的母亲在1979年接受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口述历史项目的采访时，首次公开谈到了她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本达的父亲是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在1971年去世。
本达在国务院工作的20多年里，实现了做一名维护正义者的目标。她的弟弟也在国务院工作。她说，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帮助父母的新国家，也是他们所热爱的国家，“面对仇恨、分裂和压制的声音时挺身而出，兑现做世界民主与正义的灯塔的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