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如何能够促进民主

民主活动人士需要有开放的互联网。他们通过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和其他技术手段,唤起社会意识,吸收积极分子,组织抗议活动。他们也运用社交媒体鼓励选民投票和开展其他社区行动。

社交媒体工具可以被各式各样的活动人士采用,但开放的互联网对被边缘化的声音尤其重要,否则这些声音可能无法被其所针对的人听到。

研究社交网络的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教授甄·戈尔贝克(Jen Golbeck)说,“对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来说,他们基本不可能不接到投票提醒和鼓励投票的信息”。

信息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的自由流动,促进公开辩论和思想交流,而这两点都是民主制度的要素。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9%的美国人认为社交媒体是政治倡导工具;67%的人说,它可以有效地带来持久的社会转变。

尊重黑人生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动人士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或者艾拉·贝克(Ella Baker)那时候的情形是,他们不可能一醒来坐在早餐桌前向100万人讲话”。

Protesters kneeling in front of police officers (© Julio Cortez/AP Images)
2020年5月30日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示威者跪膝抗议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被当地警察拘押时死亡。(© Julio Cortez/AP Images)

皮尤中心2020年一项调查显示,美国有23%的社交媒体使用者表示,他们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而改变了看法。

2013年,美国掀起尊重黑人生命运动,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作出的对警察杀害非洲裔美国人的反应壮大了这一运动。

美国一些遭受过性骚扰和性攻击的女性通过社交媒体讲述她们的经历和组织抗议活动。

基层组织者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了对抗性骚扰和性攻击的运动,2017年,在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出一条“me too”(我也是)的推文后,这个运动的知名度大增。#MeToo标签引发在全球各地的运动。

Women marching while holding banner reading '#MeToo' (© Damian Dovarganes/AP Images)
#MeToo运动创始人和领袖塔拉娜·伯克(中)2017年在洛杉矶与其他人一起举行#MeToo March游行。(© Damian Dovarganes/AP Images)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和间性者等性别多样性群体(LGBTQI+)的成员,如演员拉弗恩·考克斯(Laverne Cox)和活动人士彻拉·曼(Chella Man),分别利用推特和YouTube提高人们对跨性别问题的认识。

社交媒体工具可以超越国界,为世界各地的公民行动聚集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针对气候变化,在推特上发起#ClimateChangedMe(气候改变了我)运动,鼓励公民参与,并号召为解决问题采取政治行动。志愿者和活动人士通过视频交流,讨论气候危机。

委内瑞拉新闻工作者、非营利的媒体分析机构(Medianálisis)总经理安德烈斯·卡尼萨雷斯(Andrés Cañizález)说,“社交媒体对我来说是‘无权者的大权’。它们是催化剂。它使那些不具有反击手段、报纸或新闻台的普通人或活动人士有可能示威、联系、与其他人交流和表达他们对生活状态的不满”。

Man standing on roof while displaying photo on cellphone (© Yamil Lage/AFP/Getty Images)
古巴的罗兰德·雷梅迪奥斯(Rolando Remedios)显示他在7月11日哈瓦那游行时被逮捕的照片。 (© Yamil Lage/AFP/Getty Images)

7月在古巴,示威者聚集在哈瓦那和另外20个城市,运用社交媒体对经济状况提出抗议。政府随之实行了上网限制,并通过法律,限制用社交媒体组织抗议。

在伊朗,活动人士依靠Instagram互通信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政府没有封锁的社交媒体平台。2021年7月,随着示威者高喊反政府口号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开,示威活动扩大到了德黑兰和其他一些城市。

数字时代活动人士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压制性政权试图限制、歪曲或操纵网上自由流动的的信息。在那些国家,活动人士选择使用可以不受到政府干扰的通讯应用程序,一旦受到禁止便转换平台。

在白俄罗斯,公民在针对2020年8月他们认为是欺骗性的选举结果举行示威期间,用手机将一些视频发到网上。在缅甸,活动人士依靠保密的通讯应用程序电报和信号(Telegram and Signal),抗议政府在2月军事政变后对媒体的镇压。

Left: School lunch worker holding plate of food. Right: Woman sitting at cafeteria lunch table (USAID/Olexandr Techyns’kyy)
在乌克兰儿童吃了学校午餐频繁生病后,奥尔加·诺斯(右)利用数字平台展开调查。(USAID/Olexandr Techyns’kyy)

在乌克兰,奥尔加·诺斯(Olga Nos)在听到很多人抱怨儿童在学校餐厅就餐生病后,决定亲自进行调查。为了解当地学校的食品来源,她到美国国际发展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创建的反腐败数字网DoZorro寻求帮助。她说,“我打开合同后发现,上面没有对质量或检查的要求”。

通过DoZorro监督门户网站,诺斯和其他家长开始对食品合同追根溯源。他们的努力最终导致设立规定,学校的一切食品采购必须包含对质量的要求。

在印度,当今年出现第二波COVID-19高潮时,公民通过应用程序,为自己或亲人申请所需物品,并将医院床位和氧气供应状况发布到网上。

在美国,人们通过创造性地运用技术工具,克服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障碍,儿童可以在网上上课,教会成员可以远程相聚。

一位39岁的美国妇女说,“这让我开始能通过视频聊天与远方的朋友相互联系。有些人我过去只是在脸书(Facebook)上相见或者一年见两次面,而现在我们每月有一次视频聚会,我与他们比过去更亲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