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用胸针倡导民主

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在职期间,她使用了一种别致和有效的外交工具为美国外交效劳:别在西装上的胸针。

她对ShareAmerica说,这些胸针是“实施国策的温柔手段、说明工具和不同的交流形式”。她说,“大多数时候,它们表达了一种幽默,而这在谈判中是经常需要的”。

奥尔布赖特出生在布拉格,1939年2岁时随父母移民到英国。不到十年后,全家人来到美国。

作为来自遭受过法西斯独裁蹂躏的国家的移民,奥尔布赖特挺身捍卫民主,坚定支持北约联盟。

Two silver pins (John Bigelow Taylor and Dianne Dubler)
奥尔布赖特戴过的这两枚胸针是捷克设计师之作。 (John Bigelow Taylor and Dianne Dubler)

1997年,比尔·克林顿总统任命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这不仅使她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而且在当时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级别最高的女性政府官员。

在担任国务卿以前,奥尔布赖特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Madeleine Albright smiling as she listens to Vaclav Havel speak (© Petr David Josek
2007年,奥尔布赖特,左,与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及人权卫士瓦茨拉夫·哈维尔在第11届2000年论谈会议(Forum 2000 Conference)开幕当晚交谈。(© Petr David Josek/AP Images)

1997年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时,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官邸诗人把她称为“一条无与伦比的蛇”。作为回应,奥尔布赖特开始佩戴一枚蛇身缠棍造型的胸针。

她说,“在任何国务院手册或任何美国外交政策编年史中都不会找到用胸针作外交工具的说法。”

Pin featuring serpent wrapped around stick (John Bigelow Taylor and Dianne Dubler)
奥尔布赖特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御用诗人把她称为“一条无与伦比的蛇”以后,佩戴起这枚造型为蛇身缠棍的胸针。(John Bigelow Taylor and Dianne Dubler)

从那时起,奥尔布赖特在与外国政要会晤前会选择佩戴可以表明她的外交立场的胸针。

奥尔布赖特说,在2000年莫斯科举行的美俄罗首脑会议期间,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对克林顿总统说,“他经常注意看我在戴什么胸针并分析含义。当他问我为什么我戴着一枚三只猴子的‘不听恶词,不说恶言,不见恶事’的胸针时,我回答说,这是因为俄罗斯在车臣采用高压手段,包括严重践踏人权”。

她说,“普京变得恼怒,克林顿总统用不可思议的眼光地注视我,我担心我影响了首脑会谈。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佩戴了那枚‘恶’胸针而骄傲”。

奥尔布赖特逐渐收集了超过200个胸针,它们曾在22座博物馆和总统图书馆展出,如今成为美国国家外交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Diplomacy)的一个展项“解读我的胸针”(Read My Pins)。

最初,奥尔布赖特对设置这个展项持谨慎态度——她说,“我相当肯定亨利·基辛格没有在为他的领带写颂歌,詹姆斯·贝克也没有这样对待他那些神气的西装”——但是,她很高兴展览一直很成功。

她说,“我对把胸针捐赠给美国国家外交博物馆感到荣幸。我对让它们永久安住在所有这一切开始的地方感到非常高兴”。

至于哪些是她最喜欢的胸针?奥尔布赖特的回答是有两个:一个是女儿凯蒂·奥尔布赖特(Katie Albright)在5岁时制作的心型胸针;另一个来自“卡特里娜”飓风的幸存者。

奥尔布赖特是在新奥尔良的一次活动上接到上述第二枚胸针,那是在新奥尔良遭受飓风破坏的一年以后。送给她这枚胸针的男青年告诉她,这枚胸针是他的父亲——二战中同纳粹在法国作战时荣获过两枚紫心勋章的老兵——送给他母亲的礼物,但是母亲被飓风夺去了生命。他说,母亲生前是奥尔布赖特的粉丝,因此一定愿意将它送给奥尔布赖特。

奥尔布赖特说,“我通常不会语塞,也不会轻易流泪,但这个礼物让我几乎到了这个地步”。

她说,除了外交意义以外,像“‘凯蒂的心’(Katie’s Heart)和‘卡特里娜胸针’(Katrina Pin)这样的胸针提醒我们,首饰的最宝贵价值不是在于材料本身或精湛的设计,而是来自我们投入其中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