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俄国革命（Russian Revolution）而逃离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以他的英文小说享誉世界。因诗作和犹太背景在苏联遭迫害而流亡海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获得了诺贝尔奖（Nobel Prize）并成为美国桂冠诗人。
如今，又有新一代苏联移民在美国文坛亮相。其中最耀眼的新星之一是鲍里斯·菲什曼（Boris Fishman）。菲什曼8岁随家人从明斯克(Minsk)移居到纽约市的布鲁克林（Brooklyn, New York）。
他用一眨眼的时间掌握了英语，帮助父母亲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探路。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后，他投入了新闻和写作。
然而，菲什曼从来没有真正离开和忘记俄罗斯。他的俄罗斯众亲戚被有声有色地纳入了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分量的喜剧故事中。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2014年在赞赏菲什曼的小说处女作《代替人生》（A Replacement Life）时说：“美国小说界还有空间容纳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移民作家吗？最好要有，因为他来了。”
我们在菲什曼启程前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前夕，有机会采访了他。以下是他的谈话（因版面限制有所剪辑）：
苏联的影响并不随着来到这里而结束。我身旁的父母亲在很多年里一直都是苏维埃人。向他们解释美国成为了我的责任。
我对英文有过着实的迷恋。那些能用英文表达而无法用俄文表达的东西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反之也一样。它们就好像是性格迥异的两个家庭成员。
在来到美国的最初十年里，我拼命要融入，尽力缩小我的俄罗斯一面。但是，到了12年级我们读屠格涅夫（Turgenev）的《父与子》( Fathers and Sons )的时候，一种在我内心压抑了很久的东西被触动了。
在普林斯顿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得到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实习的机会。我见到一些杜马（Duma）成员，为华盛顿写了八份文传。我感到一些不曾有过的普鲁斯特（Proustian）情结，一些自从12年前离开后不曾意识到的若有所失。
但是我也很快理解了我父母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体验到了恐外症和反犹意识以及缺少礼貌。
我觉得我在俄文里和在英文里能够找到同样程度的感觉。我不用俄文写作，但是就性格而言，我仍然是俄罗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