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945年至1990年的美国诗歌之三

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1917-1977）

罗伯特•罗威尔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诗人，起初使用传统手法，但后来受到实验思潮的影响。由于他的生活和作品跨越了两代人——T. S. 艾略特等较早的现代主义大师和较晚的反传统主义作家——因此他在职业生涯的晚期把实验主义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

罗威尔符合学院派作家的所有标准：白种人，男性，来自新教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与政治和社会机构有密切联系。他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名门望族，其家族成员包括19世纪著名诗人詹姆斯•罗素•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和20世纪的一位哈佛大学校长。

然而，罗伯特•罗威尔的经历与其精英背景不尽相符。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到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念书，并在那里摒弃了自己的清教徒家世，而皈依天主教。他在二战期间由于拒绝服兵役而被监禁一年，之后公开抗议越南战争。

罗威尔的早期作品包括《不一样的国度》（Land of Unlikeness，1944）和《威利爵爷的城堡》（Lord Weary’s Castle，1946），后者获得普利策诗歌奖。这些作品展示了对传统形式和风格的完美把握，表达了强烈的情感，展现了极度个人化却富有历史感的视野。他在早期作品中对暴力的细致描述令人震撼，诗歌《福光之子》（Children of Light）即严厉谴责了清教徒对印第安人的残杀以及清教徒后裔宁可将多余的食粮付诸一炬也不救济饥民的行为。罗威尔写道：“我们的父亲从枷锁和石头中榨取面包/用红种人的骨头给花园围上栅栏。”

罗威尔的下一本书是《卡瓦诺夫的磨坊》（The Mills of the Kavanaughs，1951），书中通过感人的戏剧独白展示了一个家庭中不同成员的温情和缺点。他的风格始终混合了平淡与辉煌。他常常使用传统韵律，但这种韵律被其口语化的特征所掩盖，几近成为背景旋律。然而，罗威尔在语言风格上取得自成一体的突破却是受益于实验派诗歌。

20世纪50年代中期，罗威尔在一次诗歌朗诵之旅中第一次听到了新式的实验派诗歌。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神话与经文》（Myths and Texts）当时尚未出版，但已在旧金山北滩（North Beach）的咖啡屋里被广泛阅读和演唱，有时用爵士乐伴奏。罗威尔感觉到同这些作品相比，自己的诗集过于拘谨、浮夸，守旧，于是他在朗诵过程中进行即兴修改，使措辞更加口语化。他后来写道：“我自己的诗歌如同史前怪兽，由于其笨重的护甲而陷入沼泽地并因此毙命。我朗诵着我已不再有感受的作品。”

在这个时刻，罗威尔同他之后的许多诗人一样，接受了一个挑战：向反传统的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派学习。罗威尔在1962年写道：“除了威廉姆斯，好像没有诗人真正看到过美国或听到过美国的语言。”从此之后，罗威尔彻底改变了其写作风格，采用“快速变化的语调、氛围及速度”，这正是罗威尔最欣赏威廉姆斯的地方。

罗威尔抛弃了许多晦涩典故，将韵律与内容融合，使之成为诗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强加于内容之上的外在形式。他还瓦解了章节结构，采用新的即兴形式。在《生命研究》（Life Studies，1959）中，罗威尔首创了自白诗，并通过这种新形式极其真诚而强烈地袒露了自己最痛苦的经历。事实上，他不仅发现了自己的个性，而且以最困难、最私密的形式加以宣扬。他蜕变成一个安于自我、追求片断、以过程为形式的现代作家。

罗威尔的转型是战后诗歌的一大分水岭，为许多年轻作家开辟了道路。在《献给联邦烈士》（For the Union Dead，1964）和《1967-68年笔记》（Notebook 1967-68，1969）及后来的书中，罗威尔借助自己的心理分析经历，继续进行自传式的探索和技巧创新。罗威尔的自白诗尤其具有影响力。如果没有罗威尔，就很难想象会有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和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等人的作品问世（其中后两人是罗威尔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