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5）

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1937- )

托马斯·品钦是一个不喜欢在公共场合露面的神秘作家。他生于纽约，1958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在那里可能受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影响。毫无疑问，他富于创新的幻想作品采用了可能取自纳博科夫的翻译线索、游戏和密码等主题。品钦拥有一种点石成金的能力，能够把狂想化作诗歌。

品钦所有的小说都有类似的结构。小说中至少有一个主要人物不了解一个巨大的阴谋，因此其任务是在混乱庞杂中理出头绪和解释世界。这项任务本来恰恰是传统作家的工作，现在却落到读者身上——他必须追随情节寻找故事的线索和意义。这种狂想的愿景跨越时空，因为品钦运用了熵的比喻，即世界逐渐混乱无序及至瓦解的过程。对大众通俗文化的巧妙运用，特别是对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的运用，在他的作品中显而易见。

品钦的作品《V》 (1963)围绕本尼·普罗费恩（Benny Profane）和与他截然相反的赫伯特·斯滕塞尔（Herbert Stencil）松散地展开。前者是一个不务正业到处游荡和投身各种荒诞不经的事业的失败者，后者则受过良好教育、试图找到一个神秘女间谍V。（V亦可理解为金星（Venus）、处女（Virgin）、虚空（Void)）。《拍卖第49号》（1966）是一个短篇，讲述与美国邮政有关的一个秘密系统的故事。《万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1973)的故事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火箭袭击的伦敦，讲的是对纳粹和其他掩盖了真实身分的人物的可笑却富有象征意义的搜查。

品钦在以北加利福尼亚为背景的滑稽小说《葡萄园》（Vineland，l990）中描写联邦机构的黑暗势力如何危害个人的故事。在部分以1765年的荒原为背景的《梅森和狄克逊》（Mason & Dixon，1997）中，两名英国探险家勘探后来划分美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在这部作品中，品钦再次谴责了对权力的滥用。狄克逊问道：“无论我们走到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我们是否都会发现暴君和奴隶？”尽管品钦的作品跨度很大，但其中的暴力、幽默和创新不可避免地将他与1960年代连在一起。

约翰·巴思（John Barth，1930- )

约翰·巴思生于马里兰州。他感兴趣的是如何讲故事，而不是故事本身。品钦用侦探小说的假象和可能的线索迷惑读者，而巴思则诱使读者进入满是哈哈镜的快乐之家，其中某些特征被夸大，另一些则被缩小。

对《迷失在开心馆》（一译《迷失在游乐场》，Lost in the Funhouse，1968）的作者巴思来说，现实主义是敌人。《迷失在开心馆》收集了14个短篇故事，不断提及创作和阅读的过程。巴思的意图是要读者注意到阅读和创作的人为性质，从而帮助读者避免因误以为故事真实而陷入其中。为了戳穿现实主义的假象，巴思运用了各种自我指涉的手法（reflexive），提醒读者他们是在读小说。

像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作品一样，巴思的早期作品从存在角度提出质疑，并采用了1950年代逃循和漫游的主题。《漂浮的歌剧》（In The Floating Opera，1956）描写一名想要自杀的男子。《道路尽头》 （The End of the Road，1958）描写一段复杂的恋情。进入1960年代，他的作品变得较富有喜剧色彩，同时现实主义的特征减弱。《烟草代理商》（The Sot-Weed Factor，1960)模仿18世纪流浪冒险小说的风格，而《山羊孩子贾尔斯》（Giles Goat-Boy，1966）则以讽刺手法把世界比作一所大学。

《怪物》（Chimera，1972） 再现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信件》（Letters，1979） 把巴思本人当作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如诺曼·梅勒在《夜间的军队》（The Armies of the Night）中所为。在《假日浪漫史》（Sabbatical: A Romance，1982）中，巴思采用了通俗小说的间谍主题，描写一位女教授与她的丈夫的故事，后者曾是特工人员，后来成为小说家。后期小说《湖水的故事》（The Tidewater Tales，1987）、《一位了不起的水手的最后航行》（The Last Voyage of Somebody the Sailor，1991）以及《曾经沧海：漂浮的歌剧》（Once Upon a Time: A Floating Opera，1994)展示了巴思不愧是驾驭语言之舟安渡躁动的海洋的“激情高手”（巴思自己的话）。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2007)

诺曼·梅勒使自己成为1960年代和197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作为纽约市反权威周刊《村声》(The Village Voice)的共 同创办人，梅勒在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也使自己备受瞩目。像海明威一样，梅勒崇尚经验，写作风格刚健有力，并树立起自己富有戏剧性的公众形象。为了在 肯尼迪总统遇刺、反越战抗议、黑人解放与妇女运动等方面发挥影响力，他创造了存在主义的、具有男子气概的嬉皮士形象。(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她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将梅勒视为典型的男性沙文主义者)。精力过人的梅勒后来结了六次婚，并曾竞选纽约市长。

作为作家，梅勒与约翰·巴思恰恰相反。对巴思来说，题材远不如表现方式重要。与远离尘嚣的托马斯·品钦不同，梅勒不断地博取和追求公众的注意。梅勒既是小说家、散文家，有时又是政治人物、文学活动家，偶尔还当演员，他的身影无处不在。梅勒创作的新新闻作品包括《迈阿密和芝加哥之围》(Miami and the Siege of Chicago，1968)和《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1979)，前者报道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的两党全国代表大会，后者描写一名杀人犯被处以死刑的过程，读来难以释手。他在后期完成了一些虽有缺陷但雄心勃勃的作品，例如以古埃及为背景的《古代的傍晚》(Ancient Evenings，1968)和围绕美国中央情报局展开故事情节的《哈洛特的鬼影》(Harlot’s Ghost，1991)。

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 )

像诺曼·梅勒一样，菲利普·罗斯因从个人生活中撷取小说创作的素材而引起争议。他对性主题的处理和对犹太人生活的讽刺性分析既引来了公众和批评界的注意，也招致批评。

罗斯的第一部作品《再见，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1959)讽刺外省郊区犹太人居民。他最著名、离谱而又畅销的小说是《波特诺伊的抱怨》（Portnoy’s Complaint，1969），描写纽约市政府的一名官员对他寡言少语的心理分析医生讲述自己的童年经历，那些带颜色的故事常常令这位医生忍俊不禁。

虽然《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1973) 涉及许多棒球知识，但罗斯绝大多数的小说绝对地——甚至挑衅性地——具有自传性质。《我作为男人的一生》（My Life As a Man，1974）描写一名男子在离婚的压力下求助于创造另一个他我­——内森·朱克曼（Nathan Zuckerman）。有关朱克曼的故事构成叙述的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不同读者的反应。在后来的一系列小说中，朱克曼似乎占据了主要篇幅。其中最成功的可能要数这个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捉刀文人》（The Ghost Writer，1979）。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青年作家朱克曼受到犹太长老的批评，说他煽动反犹太主义情绪。《朱克曼被绑》（Zuckerman Bound，1985)描写朱克曼的一部小说使他变得富有但也臭名昭著。在朱克曼系列小说的第五部《对抗生涯》（一译《反生活》，The Counterlife，1986)中，各个故事竞相争斗，它将内森的应有的生活与其他想象的生活进行对比。罗斯的回忆录《真相》（The Facts，1988）进一步抹煞了现实与虚构的区别，在书中朱克曼对罗斯自身的叙述风格提出批评。

在描写父亲之死的《祖传遗产：一个真实的故事》（Patrimony: A True Story，1991)中，罗斯继续在事实和虚构间摇摆。他近年来创作的小说包括《美国牧歌》（American Pastoral，1997)和《人性污点》（The Human Stain，2000）。前者描写一个女儿在1960年代崇尚激进主义并因此对她的父亲造成伤害，后者讲述一名教授因语言上的种族误解前程被毁的故事。

罗斯对犹太人的优点和弱点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对人物的刻画细致入微，主人公复杂、个性化，有着深厚的人性。罗斯围绕一位作家展开叙述的系列自传体小说让人想到厄普代克最近的贝克系列。由于罗斯的作品风格细腻，文思巧妙，人们经常把他与这位文体大师相提并论。

虽然罗斯的小说尽显精彩和机智，但也有一些读者认为他有自我沉醉之嫌。尽管如此，他在近50年中所成就的力作终使他跻身美国最杰出作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