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八章 美国叙事文学, 1945-1990：现实主义与实验（2）
1950年代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现代化和科学技术为日常生活带来姗姗来迟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而且还使美国摆脱了大萧条。进入19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终于有时间享受期待已久的物质繁荣。商业——特别是大公司——似乎带来了优质生活（通常在郊区），房产、汽车、电视机和家用电器等成为代表成功的真正标志。
然而，“高处不胜寒”成了许多作家的流行主题：在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畅销小说《穿灰色法兰绒的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1955）中，毫无个性的企业家成为美国文化中的一个刻板形象。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1950）一书中对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进行了分析。
随之而来的是其他流行的、或多或少具有科学性的研究，包括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的《隐形说客》（The Hidden Persuaders，1957）和《攀缘社会阶梯》（The Status Seekers，1959）、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1956）、以及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更具智性的理论——《白领》（White Collar，1951）和《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1956）。经济学家和学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贡献是他1958年出版的《富裕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这些著作大多支持1950年代关于所有美国人有着共同生活方式的假设，其理论针对整个社会，或批评公民丧失了拓荒时期的那种个人奋斗精神、变得过于循规蹈矩（见里斯曼和米尔斯的论述），或劝人们成为科学技术和闲暇所创造的“新阶层”（New Class）的成员（如加尔布雷思的著作所主张）。
在文学上，50年代那十年实际上存在着难以名状但却又无处不在的焦虑。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约翰•契弗（John Cheever）和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其作品中探索了这种看似满足的表象之下潜藏的压力。这个时期一些最优秀的作品刻画那些为成功努力奋斗却遭致失败的人，如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中篇小说《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美国黑人作家洛林•汉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1930-1965）则写出了剧本《太阳下的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1959），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剧中一个黑人家庭在试图搬进白人住宅区时受到“迎新委员会”的威胁。
一些作家更进一步，把关注点转移至背离了主流社会的人物，如塞林格（J.D. 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的《隐形人》（Invisible Man）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在那个十年接近尾声的时期，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发表了小说集《再见吧，哥伦布》（Goodbye, Columbus），该书反映了他与其犹太教传统的某种疏离。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心理内省为他的小说以及后来的自传提供了素材。
贝娄、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和艾•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等在50年代及后来知名的美国犹太作家的小说也为美国文学大全增添了值得称道和引人注目的篇章。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以其幽默、对伦理的关注和对旧大陆/新大陆（即欧洲/北美——译者注）的犹太社区的描绘著称。
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
记者出身的约翰•奥哈拉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剧本、故事和长篇小说，以精心编织的、富有表现力的细节著称。他最知名的作品是几部现实主义小说，大都发表于50年代，其主人公是一些外表成功的人士，但其内在的缺陷和内心的不满使他们易于受到伤害。这一组小说包括：《相约萨马拉》（Appointment in Samarra，1934）、《北弗里德里克街十号》（Ten North Frederick，1955）和《露台春潮》（From the Terrace，1959)。
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
詹姆斯•鲍德温和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再现了1950年代美国黑人的经历。他们笔下的人物的弱点并非源于勃勃野心，而是缺乏认同感，并因此备受困扰。
鲍德温出生在纽约哈莱姆区的一个黑人家庭，在九个孩子中是长子，被一位牧师收养。鲍德温少年时偶尔在教会布道。这一经历有助于形成他充满激情、口语化的写作风格，在其优秀的散文中尤为明显，例如收录于散文集《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1963）中的《奇想书简》（Letter From a Region of My Mind）。他在这篇文章中呼吁结束种族隔离，文笔感人。
鲍德温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1953）可能是他最著名的作品，讲述一个14岁的男孩寻求自我认识和宗教信仰的经历，其中的主要场景是他在一个破旧的教堂里为皈依基督教的问题苦苦思索。鲍德温的其他重要作品有：《另一个国家》（Another Country，1962）和《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Nobody Knows My Name，1961）以及一部讨论种族主义、艺术家和文学的作用的充满激情的个人文集。
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1914-1994）
拉尔夫•埃里森生于中西部的俄克拉何马州，在美国南方塔斯提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就学。他在美国文坛的生涯十分奇特，除了一部得到高度好评的书之外几乎别无建树，这本书就是小说《隐形人》（Invisible Man，1952）。
《隐形人》的主人公是一个住在地下酒窖中的黑人，他用从电力公司窃取的照明用电把酒窖布置得灯火通明。小说描述他荒诞不经、幻想破灭的经历。他在获得到黑人学院的奖学金时遭到白人的羞辱；进校后，他发现校长对美国黑人关心的问题嗤之以鼻。校园外的生活同样充斥着腐败，就连宗教也不能带来安慰：牧师原来是一名罪犯。小说控诉社会没有为全体公民（包括黑人和白人）提供切实的理念和实现这样的理念的机制。它触及了一个震撼力巨大的种族题材，因为“隐形人”本身不是不可见，而是因为别人囿于偏见对他视而不见。
在埃里森去世后编辑出版的未完稿的巨著、小说《六月庆典》（Juneteenth，1999）反映了他对种族与认同感的持续关注。
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
弗兰纳里•奥康纳是佐治亚州人，因患血液系统疾病狼疮而早逝。尽管患病，她不愿表现自己的伤感情绪，她的小说极其幽默，却又灰暗和毫不妥协。
与凯瑟琳•安•波特、尤多拉•韦尔蒂和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不同，奥康纳往往与她笔下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暴露他们的不足和愚蠢。她的小说描写的是未受过教育的南方人，他们经常因迷信或宗教而使用暴力。《智血》（Wise Blood，1952）即为一例，在这部小说中，一个宗教狂热者建立了自己的教会。
有时，暴力产生于对移民的偏见，如在《异乡人》（The Displaced Person，1955）中，一群无知的乡下人因为一位移民的勤劳和奇特举止使他们感受到威胁而将他杀害。残酷事件往往无端地在人物身上发生，如《善良的乡下人》（Good Country People，1955）即讲述一个男人引诱一个女孩并窃取她的假肢的故事。
奥康纳小说中的黑色幽默使人们往往将她与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和约瑟夫•海勒相提并论。她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好人难寻》（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1955）和《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1965）；长篇小说《狂暴者得胜》（The Violent Bear It Away，1960）、书信集《生存的习惯》（The Habit of Being，1979）、以及《短篇小说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1971）。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
索尔•贝娄生于加拿大，在芝加哥长大，先辈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人。他在大学攻读人类学和社会学，这对他的写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曾说，他之所以愿意进行广泛的体验并投入感情，是因为他深深受益于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作品。贝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于197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贝娄早年创作了基调偏暗的存在主义小说，包括《没着落的人》(Dangling Man，1944)，对一名被征召入伍的男子进行卡夫卡式的探讨；《牺牲品》(The Victim，1947)，描绘犹太人与非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1950年代，他对事物的看法变得较富有喜剧色彩：在《奥吉•玛琪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1953) 和《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中，他通过一组精力充沛和喜欢冒险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讲故事。前者描述一名如哈克•芬一般的城市企业家在欧洲成为黑市投机商的故事，后者是一部别具匠心、富有感染力、亦庄亦谐的小说，描述一名中年百万富翁因为感到壮志未酬而前往非洲历险的经历。
贝娄的后期作品包括：《赫索格》(Herzog，1964)，描述一位耽溺于浪漫自我观念的、神经质的英语教授及其极不顺遂的个人生活，以及《赛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1970)、《洪堡的礼物》(Humboldt’s Gift，1975)、自传体小说《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1982)。
1980年代末，贝娄写了两部中篇小说《借此记住我》（Something To Remember Me By，1991）和《现实》（The Actual，1997），描述年迈的主人公寻找终极真理的经历。长篇《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2000）显然是对他的朋友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生活的记述。布鲁姆是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的作者，该书基于保守派的观念对据信造成美国文化生活准则退化的学术界提出激烈的批评。
贝娄的杰作《只争朝夕》(Seize the Day，1956）描写一个失败的商人汤米•威尔汉(Tommy Wilhelm)为一种缺憾感苦恼不休，最终一败涂地——在女人、事业、机器与商品市场上均一事无成，并损失了所有的钱财。威尔汉扮演了犹太民间故事中倒霉者(schlemiel)的角色，这类角色总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