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我们继续刊载由《美国参考》翻译的《美国文学纲要》修订本，每周一期，希望能够帮助您加深对美国文学的了解。
第五章 现代主义和文学试验（1914-1945）之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直接介入战争的时间相对短促（1917-1918），并且人员伤亡比欧洲盟国和敌国都少得多，尽管如此，许多历史学家仍将战后那段时期称为美国“步入成年”的创伤时期。约翰•多斯•巴索斯（John Dos Passos）在小说《三名士兵》（Three Soldiers，1921）中表达了战后美国理想的幻灭——他指出，文明是一座“虚假的大厦；战争不是其崩塌的原因，而是它最完全和最终极的表现”。受到巨大震撼的美国人被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返回家园，但永远不能重拾过去的天真。
来自美国农村的军人也难以做到叶落归根。在游历了世界之后，很多人现在向往现代城市生活。播种机、收割机、打捆机等新型农业机械大大减少了农场的就业需求；然而，尽管生产力增长，农民仍然过着贫困生活。像城市工人的工资一样，农作物价格取决于深受商业利益影响的、不受制约的市场力量，尚未建立起政府为农民提供补贴的做法和有效的工人工会。卡尔文•柯立芝总统（Calvin Coolidge）1925年宣告说：“美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商务。”这一说法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在战后的“大繁荣”时期，商业蓬勃发展。成功者积聚的财富是他们万万不曾梦想过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大批美国人成为大学生，在1920年代，大学录取人数增加了一倍。中产阶级兴旺发达，美国人开始享有那个时代世界最高的人均收入，许多人购买了社会地位的终极象征——汽车。美国城市的普通家庭用上了电灯，拥有与外界沟通的收音机，可能还有一部电话、一架照相机、一台打字机或一台缝纫机。像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小说《巴比特》（Babbitt，1922)中的商人主人公一样，普通美国人喜欢这些机器，因为它们是现代产物，并且大部分是美国发明和美国制造。
在“喧嚣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美国人爱上了其他现代娱乐方式，大多数人每周看一场电影。虽然禁酒运动（Prohibition）——美国宪法第18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运输和销售酒类——开始于1919年，但地下酒吧（speakeasies）和夜总会日益盛行，并演出爵士乐，举办鸡尾酒会和舞会，人们在这些场所的穿着也日趋暴露。跳舞、上电影院、开车兜风以及听收音机在当时风靡全国。美国妇女尤其感到得到解放。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离开农场和村庄到城市履行国内战线的义务并成为坚定的现代女性。她们剪短发、穿绉褶花边短裙，因1920年通过的宪法第19修正案确保其投票权而感到光荣。她们大胆直言并在社会上扮演各种公开角色。
西方青年产生了反叛情绪，他们对残酷的战争、对他们认为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年长一辈以及战后艰苦的经济条件感到愤怒和失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时的经济条件使得美国人——如作家司格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格楚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和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能够以数额不多的美元在国外潇洒地生活。知识界的各种思潮，特别是弗洛伊德心理学（Freudian psychology）以及——在较小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如此前的达尔文进化论），意味着一种“无神”的世界观，并对传统价值观的崩溃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观念被海外的美国人接受并带回美国，在美国生根，激发了青年作家和艺术家的想象力。例如，美国20世纪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像一次大战后几乎所有的严肃美国作家一样，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采用了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元素。
尽管看起来欢乐、崇尚现代主义并享有前所未有的财富，1920年代的美国青年却是“迷惘的一代”——此一名称来自文学传记作家格楚德•斯坦因。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传统价值结构，个人丧失了认同感。有亲人护佑的安稳生活、熟悉的安定社区、预示耕种和收获季节的永恒自然节奏、持久的爱国主义情操、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培养起来的价值观——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中动摇瓦解。
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1926）、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以及无数其他小说表现了迷惘的一代的挥霍无度与幻想的破灭。在艾略特（T.S. Eliot）极具影响力的长诗《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中，象征西方文明的是迫切需要雨露（精神复苏）的荒漠。
1930年代的世界性大萧条影响了美国大多数人口。工人失业，工厂关闭；企业和银行破产；农民因为不能收获、运输或销售作物而无法偿债，因此丧失农场。中西部发生的旱灾将美国的“面包篮”变成尘暴区（“dust bowl”）。许多农民离开中西部，前往加利福尼亚找工作，如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1939）中所生动地描述。在大萧条的低谷期，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没有工作。赈济食堂、破败的城镇和大批爬乘货运火车的流浪汉（hobos） 成为美国常见的景象。许多人把大萧条看成是对过度崇尚物质主义和放荡生活罪孽的惩罚。在他们看来，中西部遮天蔽日的尘暴即是圣经《旧约》中的判决：“白日旋风，正午幽暗。”
大萧条把世界推向另一个极端。美国在1920年代大肆宣扬经商的福音；现在，许多美国人支持政府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的“新政”（New Deal）计划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联邦政府的资金在公共建设工程、资源保护和农村电气化等行业创造了就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被聘来画壁画和编写政府手册。这些补救措施有所帮助，但直至二次世界大战刺激了工业建设后繁荣才得以恢复。在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对美国发动袭击后，被废弃的船坞和工厂恢复了繁忙景象，开始大规模生产船只、飞机、吉普车和战争物资。战争期间的生产和实验催生了新技术，其中包括核弹。领导一个国际核科学家团队的罗伯特•奥本海姆（Robert Oppenheimer）在目睹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时预言性地援引一首印度教诗歌说：“我成了死神, 世界的毁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