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队志愿者在菲律宾影响深远

1961年10月,第一批和平队(Peace Corps)志愿者抵达马尼拉(Manila),在菲律宾各地的乡村小学里担任教师助理。菲律宾是最早接受响应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号召的志愿服务者的国家之一。

布兰达·布朗·斯库诺弗(Brenda Brown Schoonover)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在驱车50公里前往设在洛斯巴诺斯(Los Baños)的一个培训中心的途中,孩子们站在雨中高举着“欢迎肯尼迪总统的和平队”的标牌;村民们十几次拦住他们,让他们品尝传统小吃。后来成为美国驻多哥大使的斯库诺弗说:“情形非常、非常感人。”

已有8800多名美国人继第一批128名志愿者之后到菲律宾服务。有些人从事教师培训,还有些人致力于保护珊瑚礁和海洋保护区、帮助农民提高产量、在贫困社区促进经济发展,并帮助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家庭。

目前有180多名志愿者正在和他们的菲律宾伙伴共同展开工作。

志愿者的服务期一般是两年,但和平队也向菲律宾派出具备特殊技能的应急志愿者(Response Volunteers)完成包括救灾在内的短期任务。

海洋科学家摩根·科里(Morgan Corey)于2017年在皮拉尔(Pilar)岛的两个海洋保护区中建立了捕鱼监控项目,当地渔民的生计有赖于此。出乎她意料的是,她还深入参与了一个垃圾回收项目。她写道:“最终每个项目都相互关联。没有适当的废物管理,在陆地上产生的垃圾最后会进入海洋。”[请见英文文章]

一名男子和几个画着花脸的儿童(图片由Justin Cagaoan提供)
第一个接待和平队志愿者贾斯汀·查高安的家庭欢迎他回到苏比克(Subic),这个他于2013年接受培训的地方。他们一起画花脸做游戏。(图片由本人提供)

28岁的贾斯汀·查高安(Justin Cagaoan)于2012年到2014年在索索贡市(Sorsogon City)一个为被遗弃的贫困男童设立的天主教之家“Casa Miani”中担任社工和教师。他一直通过脸书(Facebook)并利用在就职于国际开发公司“Chemonics International”后到菲律宾出差的机会同其中一些孩子保持联系。

他认为当志愿者的经历对这些孩子的生活以及他自己的生活都产生了影响。

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志愿者的父亲是菲律宾移民。他说:“我看着这些男孩在两年中成长。作为一个人生活中的稳定因素具有切实意义。而且这帮助我学到了有关我的文化和背景的很多东西。”

第一批和平队志愿者分成小组住在一起,但今天的志愿者都是住在当地家庭中,这更有助于深深地融入社区生活。有些人不仅学会了菲律宾语,而且还学会了宿务语(Cebuano)、比科尔-那伽语(Bikol-Naga)、希利盖农语(Hiligaynon)、伊洛卡诺语(Ilokano)和索索贡语(Sorsoganon)等当地语言。

长期传统

印第安纳大学(University of Indiana)历史学家尼克·库拉塞尔(Nick Cullather)曾在菲律宾当过富布赖特(Fulbright)学者,他回忆起在宿务(Cebu)的一个早间广播节目中听到过一位有布鲁克林(Brooklyn)口音的美国外交官接受采访。这位外交官讲着流利的宿务语,他是在和平队当志愿者时学会的。库拉塞尔在谈到和平队及富布赖特项目时说:“这种长期传统直到今天都在产生影响。”

对于斯库诺弗和另一位先驱玛琳·卡罗尔(Maureen Carroll)而言,这种传统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扬光大。和平队队友促进菲律宾发展基金会(Peace Corps Alumni Foundation for Philippine Development)自1983年已筹募了近70万美元奖学金,帮助200多名年轻人上大学深造。

卡罗尔是近500页的回忆录《响应肯尼迪的号召:率先前往菲律宾的和平队队员》(Answering Kennedy’s Call: Pioneering the Peace Corps in the Philippines)的编辑之一。第一批志愿者们于2011年为纪念50周年撰写了这本回忆录。

卡罗尔后来成为和平队在博茨瓦纳的队长。她说,第一批志愿者和他们承担的任务都是匆忙确定的,“你必须找到一个支点并让努力见效”。

她说:“这是对该项目能否继续下去的一个考验。是第一批输出的项目使得和平队今天仍在这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