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雾谷飞鸿》刊载了一篇博文，介绍在新泽西州的圣安德鲁纪念教堂，它是美国的乌克兰裔移民为了纪念1930年代大饥荒的死难者，以及在苏俄统治时期为自由献身的乌克兰人而建造的。除了这座教堂之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地区，国会北大街与马萨诸塞大道交叉的地方有一座纪念碑，也是美国乌克兰后裔为了纪念那些在1932-1933年间，由于斯大林和苏联专制政权所制造的那次大饥荒而死亡的数百至上千万乌克兰人而建的。它彰显了美国国会、政府以及全体美国人民对乌克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乌克兰是在 1922 年正式并入苏联的，当时叫做“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联享有较大的自治权。但是斯大林上台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乌克兰东正教失去了自治地位，包括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在内的超过100万乌克兰人遭到清洗。
斯大林为了加快建设工业基础，大量出口粮食筹集资金，为此在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乌拉尔山脉南部和西西伯利亚的农村实行集体化，尤其是被称为“欧洲粮仓”的乌克兰，成为受害最严重的地区。1932年8月7日制定了“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法令” 即粮食采购配额，被农民称作“麦穗法”，规定单位面积农田产量超过集体化之前最好年份的两倍以上，同时不允许任何人“囤积”粮食，特派工作队下乡搜查每个农民的住房，甚至挖开墙壁、拆卸灶膛，查看是否有藏匿的口粮。极端的还会化验粪便，测定是否偷吃了粮食。被抓到藏有粮食的，轻的判处不少于10年的徒刑，重的则被作为“人民公敌”处以死刑。
饥饿迫使农民逃离，当局就在1932年12月27日推行身份证法，没有证件不能离开家乡，而农民无权取得身份证，因此不得离开所在的村庄。即便少数逃到城市的，因为找不到工作，无钱买到面包，只得沿街乞讨，在哈尔科夫、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其他乌克兰主要城市，常常见到饿毙街头的农民。
到了1932年冬天，所有的粮食包括农民的种子都被政府收光了，农民吃完剩下的一点土豆，杀掉最后一头牲畜，吃掉猫狗之后，就只有吃荨麻和椴树叶，最后连橡子都吃光了。到 3 月份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了，孩子们最先是小小孩死去，接着是老人、男人和女人，直到一个村庄的所有人都死光。
斯大林统治时期，1932-1933年间大饥荒被严格保密，直到戈尔巴乔夫主政，秘密档案才得以公诸于世，包括当时前后年度人口统计。人们据此得以推算大饥荒造成的死亡数字，《不列颠百科全书》估计这一时期在苏联全境造成600-800万人死亡，其中400-500万人是乌克兰人。
在大饥荒发生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曾经代为祈祷。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领导人后，解封了当年的秘密档案，真相大白于天下。美国乌克兰饥荒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确认当时的苏联政府行为是造成大饥荒的元凶，在世界各地的乌克兰人计划以适当的方式纪念那场悲剧75 周年的时候，国会立法授权美国的乌克兰社区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一座纪念碑，以向受难者表示敬意。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联想到在欧亚大陆的另外一边，乌克兰大饥荒发生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候发生的另外一场更大更为惨烈的悲剧。什么时候人们也能够为之建立一座纪念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