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使米歇尔·泰勒——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

老照片中的三名儿童(图片由米歇尔·泰勒大使提供)
泰勒大使的母亲Hanne Susi Trnka,右,躲过了大屠杀。她母亲的表姐Luise Lise Grün(左)也幸免于难,在五岁时被孤身一人送到伦敦。但她母亲的表哥Herbert Grün(中)则不幸遇难,年仅12岁时在里加被纳粹杀害。(图片由米歇尔·泰勒大使提供)

4月28日大屠杀纪念日(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缅怀被纳粹及其帮凶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和其他数百万死难者。这个纪念日还向那些通过公益服务传承他们的传统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人致敬。

米歇尔·泰勒(Michèle Taylor)大使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她于今年二月开始了作为美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的任期。身为美国常驻代表,她曝光世界各地侵犯人权的行径,并抗击偏见偏执。

泰勒家族亲身经历过偏见偏执。1938年11月在维也纳,纳粹分子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来找她的外祖父。她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提前得到警讯,他藏了起来并躲过了必死无疑的劫难,但我外祖母受到了威胁,他们说还会回来找他,一直到找到为止。”

血迹斑斑的童装(图片由米歇尔·泰勒大使提供)
泰勒大使的母亲小时候穿过的童装,上面溅有血迹。泰勒猜想她母亲穿着这件衣服目睹了一名家庭成员遭到枪杀,而她母亲的父母将衣服作为证据保存下来。泰勒大使计划将这件衣服送到美国纪念大屠杀死难者博物馆以供分析。(图片由米歇尔·泰勒大使提供)

泰勒说,当时还发生了暴力行径,她母亲年仅三岁,从那个夜晚开始一直被一位家庭成员在她面前遭到枪杀的恐怖记忆折磨着。据泰勒所知,她外祖母后来同她外祖父一起躲藏起来,而她母亲被送到了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她说:“但像其他很多家庭一样,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那些把他们藏起来的勇敢的人们是谁,以及他们后来是如何拿到签证并移民来美国的。”泰勒的母亲的祖父母在里加(Riga)被纳粹谋害。

由于遭受了这种创伤,她的母亲和她的外祖父母很少谈及自己的经历,只零星地说过一点细节。泰勒说她只听他们讲过她的亲戚们的经历。

一名儿童站在甲板上,她的父母坐在她旁边(图片由米歇尔·泰勒大使提供)
泰勒大使的母亲Hanne Susi Trnka(后来改名为Susi Hanne Nichols),中,和她的父母Edith与Leo于1939年乘船来到美国。她当时年仅4岁。(图片由米歇尔·泰勒大使提供)

“我的外祖父母都是善良的好人,为他们的社区贡献了很多,但他们也显然很悲伤,而且极其谨慎(我曾管我的外祖父叫‘小心外公’)。我可以从老照片里看出来他们过去曾是快乐的、敢于冒险的人。令人极其难过的是,我母亲完全被击垮了,从来没能真正好好地照顾我和她自己。”

泰勒12岁时生活在旧金山湾区,当时旧金山的一位名叫哈维·米尔克(Harvey Milk)的公开同性恋身份的政界人士遇刺身亡。由此引发的骚乱凸显了旧金山同性恋社区所遭受的歧视。她说:“我知道任何一个群体所受的成见都与我家人的经历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我知道其结果可能是什么。”

当时泰勒就下定决心要尽她所能抗击仇恨和偏见。她所从事的工作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倡导女性接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抗击针对妇女的暴力行径,以及通过美国纪念大屠杀受难者博物馆(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强调在现代社会防止种族灭绝和暴行、防止反犹太主义及大屠杀否认论

“作为美国常驻人权理事会代表能够将我对人民的热爱、对公众服务的渴望以及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蒂昆·奥拉姆(Tikkun Olam)[犹太教中有关修复世界的教义]结合起来,让我感到是真正维护了我的家族传承。”

米歇尔·泰勒大使面带微笑(美国国务院/Mark Schlachter)
米歇尔·泰勒大使(美国国务院/Mark Schlachter)

美国国务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同样选择从事公众服务,作为纪念他们在大屠杀中幸存或遇难的亲人的最好的方式。这些人士最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国务卿的继父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继父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它让我懂得,邪恶有可能,也的确会在世界上大规模出现,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阻止它”。

美国的大屠杀问题特使艾伦·杰曼(Ellen Germain)的使命是将在那个历史时期流失的资产物归原主,让纳粹罪行的受害者得到赔偿,并确保大屠杀死难者得到人们的纪念缅怀

杰曼指出:“如实地讲述史实并向年轻一代讲述史实非常重要,他们与二战和大屠杀时期没有个人关联,而且往往没有机会见到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