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来自中国的访问者都会去华盛顿的马萨诸塞大道，即所谓的美国的智库街，并拜访美国最著名的智库，也就是美国政府的“大脑”。美国的智库有些独一无二的特点，也形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向政府提供咨询的系统。《雾谷飞鸿》已经发表过介绍美国智库情况的文章。
本系列不再介绍智库的总体情况，而是进一步介绍具体的智库。也许大家已经听说过今天介绍的第一家，那就是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布鲁金斯学会）。我们采访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李成。
布鲁金斯学会是1916年由一批主张改革的学者建立的，最初的名字是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Research（政府研究所）。到1927年，政府研究所和其他几家研究院合并，组成了鼎鼎大名的布鲁金斯学会。自1920年代以来，布鲁金斯学会为历届政府提供了经济、政策、财经和外交方面的建议。李博士解释说，布鲁金斯“在全球智库排名当中一直排在第一位，不仅是美国智库中的第一，也是世界智库中的第一”。
布鲁金斯学会在2003年建立了中国项目，在2006年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正在学术界和中国学者进行非常广泛的合作。李博士是布鲁金斯学会第一位担任中国中心主任的华裔，已经任职五年。他说，他“很荣幸能够在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当中起到桥梁的作用”。
布鲁金斯和中国的渊源长达一个世纪，汇聚了一代又一代研究当代中国的专家和学者。李博士说道：“我们在五十年代就做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研究。70年代到90年代我们的研究员中有很著名的学者，例如鲍大可（Doak Barnett）。当时智库的中国研究正在发展，尤其是鲍大可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遏制但不孤立’的研究。尼克松打开中国的大门后这个政策就变成了我们后来所说的‘接触性政策’（engagement）。这是鲍大可首先提出来的。”
像鲍大可这样的著名学者不仅仅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影响，也对海外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曾经在八十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并曾上过鲍大可教授的课。李博士也强调指出：“我们接待过很多中国的访问学者，中国的学者现在在中国的外交或国际关系领域非常地有建树。比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还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都曾是我们的访问学者。”
据李博士介绍，布鲁金斯的使命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布鲁金斯智库的独立性是该学会最基本的原则。如何在美国两大政党的制度下保持独立性？李博士举了一个例子：如果布鲁金斯邀请一个党派的代表来做讲座，也一定会邀请另一个党派的代表。当然，他们有权拒绝接受布鲁金斯的邀请。归根结底，布鲁金斯属于与政府完全分开的研究机构。
事实上，美国智库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美中关系或其他某种特定领域的研究。希望了解美国智库的读者，请关注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